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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身体体验与重建人的价值中心

——影片《碟中谍6：全面瓦解》的动作方式与反派形象塑造

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剧照

　　用“系列最佳”来评价《碟中谍6：全面瓦解》显然不够充分，影片的思想基础﹑对反派一方的形绘与呈现，以及动作画面的技术营造和断奏式的剪辑风格，已经全面溢出特工片的商业类型范围。不仅又一次标记出电影工业发展的高峰点和影像技术的再次更新，而且将电影的观看体验持续推向纵深，甚至在某些画面叙述中隐约传达出一个更为大胆和前卫的思想命题：如何在后人类时代开启之后，再度实现以人为中心的身体体验与心灵价值。除了全球飙高的票房，和各大影评机构给出的高分之外，《碟中谍6》需要讨论的问题足够丰富。

　　“信仰的一跃”

　　从1996年《碟中谍1》到2018年《碟中谍6》，扮演第一男主伊森的男演员汤姆·克鲁斯在银幕上越跑越快，也越跳越高，而伊森奔跑的加速﹑奔跑场景的多样化增加，和纵身一跃的高度拉升之间具有愈来愈意味深刻的体验关联。

　　纵身一跃的行为，其意义在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历时久远的反思传统，而在西方电影画面上也相应有着异彩频出的呈现。尽力上到人可臻达的最高处，无限接近那个可能应许给人类以超越生死价值许诺的所在，然后无所依傍的坠落，有意想不到的极度快速，更有对于不可知终结点的永恒猜想。这种猜想和地球施加给每一个造物的重力方向相同，牢牢地向下吸附人们渴望攀高与超越的心。丹麦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启发或者说诱导了太多的导演，仅在近年来几部风行全球的超级大制作中就屡屡见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对于《碟中谍》系列来说，伊森的每一次垂直急坠都强力有效地引领了观众的身体体验，在与画面同步改变垂直景观的观看视野浮动中，假定性地体验着向死而生的高潮冲击。

　　此次译为“全面瓦解”的英文片名“Fallout”还包含有辐射物粉尘状散落的动作指涉，一方面和影片中三个扣人心弦的钚核构成双关语义上的暗指，另一方面则通过特工人员在后冷战时代里的降幅境况，喻指了普遍性的核危机下，人在此世间的微尘感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困境感。由此可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连拍6集的《碟中谍》始终没有降低它在全球文化传播的关注度，扮演伊森的汤姆·克鲁斯也越跑越快，越跳越高。因为伊森的年龄老去和他所经历的当代世界格局动荡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同步关系，伊森的每次跳跃也因此有了更为宏阔的地球自然画幅和不断刷新天际线并更为高耸的建筑地标点。

　　《碟中谍6》的高空跳跃具有上述画面合集般的强力效果，又史无前例地开辟了同类跳跃画面的新技术空间。特工伊森和临时搭档沃克从双水獭飞机的后舱门准备军事跳伞时，没有谁会猜测到汤姆·克鲁斯真要在镜头前完整呈现HALO（High altitude Low opening）。“高跳低开”所包蕴的强力紧张感不单单再度制造出主题曲令人窒息的“断奏”快感，也不单单复现出经典的导火索引燃效果，对于跳跃动作来说更是完成了一场画面时间相对于动作空间的全面胜利。从氧气稀薄的万米高空极速落下，落下，把自己的身体砸向大地。《碟中谍6》的动作设计超乎观众经验与想象，汤姆·克鲁斯亲身完成，不用替身的实景拍摄瞬间引发出观众身体上的未知体验。画外音关于下坠高度的格式化播报一路走低，重复着因为导火索迅速变短而生出的肾上腺素刺激。再加上急降过程中对于人物间叙事关系的多义复指完成和动态追踪拍摄的技术达成，飞身一跃的画面外观与观看体验在《碟中谍6》中得到全面升级。

　　何以为敌

　　在《碟中谍6：全面瓦解》的剧情设置中，伊森的高跳低开不再像前五部那样是汤姆·克鲁斯的主角光环真人秀，而是与另一个特工搭档沃克一起完成，其中暗流涌动，既有矛盾分化，也有胁迫程度很高的合作。由此引出更为深层复杂的问题，现实世界格局中的冷战阶段宣告结束，作为典型的冷战文化产品的特工片又将如何塑造反派身份，换言之就是：以何为敌？何以成敌？

　　从第四部“幽灵协议”结尾部分，到第五部“神秘国度”开始，《碟中谍》的冲突结构就不再局限于铁幕两边的对峙国家群体，反派人物团体的国别属性趋向淡化，跨国﹑非政府，隐约带出区块的特征。耐人寻味的设置是，随着特工伊森对自己身体的开发越来越具有超限的倾向，与之为敌的反派人物们也渐渐有了和伊森互相分有的人格设置。

　　除了站在掮客地位上的“白寡妇”及其无名的巴黎街头打手队之外，“全面瓦解”依次出现三个反面“使徒”，分别是设计核引爆装置的科学家，身为恐怖组织头目却卧底中情局的双面特工沃克，以及作为思想领袖为整个组织提供思想阐释与引领的所罗门·莱恩。三个人物组合起来恰恰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中合理的人，头脑有智慧，心胸有勇气，而腹部则有欲望与力量的共存。再进一步来看，三人合体后的完整能力简直是伊森的另一个翻版，在愈加模糊的正反对立矛盾中，突出在双方之间的共性竟然超过了分歧，尤其是关于行为动机上“利他”与矛盾面前的“不屈从”设定。

　　伊森作为《碟中谍》系列的贯穿主角，他的历险过程表现于外在其实是不断失去所有。世俗标准中衡量幸福获得的物化实体或者象征性的数字都不再能够计量伊森的特工冒险生涯。他成为一个只拥有自身与卫护世界和平责任的人。相应的，这也是“全面瓦解”中三个反派的共性。那些希图从钚核买卖中抽取金钱利益的黑帮成员在电影中一概被虚化为远景部分中的动态影子，写下悖谬宣言却具有狂热纯真感的黑科技科学家却占据了《碟中谍》中典型的乔装反转戏景。双面特工沃克与“使徒”组织的精神领袖所罗门·莱恩，影片中，他们和伊森的对峙交手强度与时长要大大多于彼此被亲人朋友们陪伴。敌人的存在是伊森被赋予任务的前提，哪怕任务的性质每一次都带有不可能完成的艰险性质。

　　后冷战时代中的反派失去了为矛盾意识形态所分别雇佣的国别忠诚，新的敌我矛盾建构方式出现了内卷化现象。所罗门·莱恩调遣“使徒”组织策划大规模恐怖威胁，其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势力扩张或者功利主义，而是更为内在的思想浸润与同化，左手制造毁灭性苦难，右手拯救并重建精神秩序。从莱恩的视角望出去，伊森才是那个顽固的劲敌，身处宣传的蒙昧当中而不自知，且同样用的一手好科技。除了具有相似的强力意志决断之外，伊森又和沃克一样具有超高打斗力。每当遭遇两难情境，他们又都表现出疏离长官律令之后的自由意志与后续行为上的“不屈从”。

　　当反派敌人和伊森一样成为有心、有脑，精通高科技并具有偶像颜值和超高打斗能力的形象，真正能够凸显正义的情节分水岭就从后冷战的类型矛盾进入到智能科技所开启的后人类时代处境。与伊森相敌对的不仅是这一群藐视强权的“使徒”组织，而且是复杂合力运作下对未来人类命运产生潜在威胁的“无物之阵”。伊森面对敌人，又和敌人们一同面对更加巨型，乃至无形的潜在公敌。不停滑动的立场“瓦解”了矛盾分明的敌我传统二元论，将区划敌/我的常见观看模式改写为区分主/配，判断主角与配角的依据则相应调整为观众们的正向体验，即爱与自我价值的主动实现。

　　《碟中谍》系列有一个情感内核从不接受瓦解的考验或威胁——无条件的爱。它是伊森在根本上区别于任何反派的专有属性，IMF（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组Impossible Mission Force）在拯救世界的同时也永远拯救着自己的同伴。“全面瓦解”在开场的第二个叙事单元再现了功利主义伦理学中颇为著名的“电车难题”。一边是队友卢瑟命悬一线，一边是作为行动目标的三个钚核，以及核扩散后可能造成的大数量人员伤亡。哈佛大学主讲“正义”课程的桑德尔教授每次抛出同样问题时总会有大量回答遵循了功利主义价值观，选择另外一边以保护更为多数的生命。但是伊森在“全面瓦解”中又一次选择了放弃功利目标，救回队友，其中的意义正在于人的价值确立。